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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难时世:一个清淡书生眼里的明清易代

2019-04-26

姚氏做过胥吏,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很多友人,新闻灵通,见识了23个知县或代理知县,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清淡不计表,真实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五年(1681—1686年)任上的史彩。离任时,绅民一首送别,平民无不嗟叹涕泣,史公亦哭。姚氏点评:“吾亦不曾望见如是之往官者,满县人如失父母,做人得上进,必该如此。”与之相比,却有八至九个知县,都所以贪婪下贱的现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,对他们追逼钱粮的恶狠与剥削平民的苛酷,鞭挞不假宽贷。例如康熙十一年(1672年)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变态,打人无论大幼,概必四十。康熙十四年(1675年),陈之佐因有腐败漕粮之嫌,被疏题革职。陈妻贪上海绚丽,哺育其须眉:“这边不做官,你想到那里往?”所以陈知县遂将平时剥削平民来的银子,尽数赠送抚院及布政衙门,还假称上头已经批准其留任,物化赖着不肯走。姚氏点评曰:“可乐,可乐!”

摆在吾案头的,是一本由姚廷遴写的日记体《历年记》。姚氏生于崇祯元年,41岁那年,有感于“世事之更易,人情之冷暖,涉历之风波”,动了把本身一生通过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。他从出生之年追溯首,不息到康熙36年搁笔,按年叙事,有事则记,愈后愈详,前后连贯七十年,得当由明清易代到“康乾太平”发端,一段史家给予稀奇关注的时期。姚氏从前痛失亲祖、生父,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,一度不知穷愁。但读书顽劣,异国拿过功名,而后家道中落,涉足吏胥,务过农,教过书,备尝兵火灾荒之苦,逐渐体验到生计的拮据。原稿本修整者称由于姚氏识见有限,文辞叙述殊觉芜杂,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,稀奇流传。但是,以另一栽眼光来望,作者从前虽有官宦家族背景,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,一再叹穷叫苦,历年实录所及,既有政治风波、社会动乱等时原形态报道,也有油盐柴米贵贱、邻里家庭纠纷类噜苏的家常诉说,能够直接谛听到一个识字的普及人对那时官民状况的感受,清淡得像家人座谈,实话实说,是不走多得的原生态史料。

康熙之世由于仍处于“幼冰河”灾难周期之中,加以战事、海禁等其他因素,有些经济史家已经望出它是明清600年经济周期中的衰亡阶段,姚氏生而祸患,遭逢其时,有稀奇的一壁。但在江南,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,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。所以,每望到国表有的钻研者不计各栽作梗奏效的变量因素,选取水稻、棉花奏效好的数字行为初首数据,像模像样地以当代数理推算该地区棉花、水稻的生产周围,乃至GDP与人均收益,用以表明江南之优裕,总觉得他们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晓畅的太少,有些异想天开。

固然明清江南富庶多被国内表学者津津乐道,民多穷愁落魄的另一壁也同样逼真地存在着,无法十足抹往。只是此类细节存世稀奇,学者不易凶猛感受到而已!以幼农艰辛耕行为基础的中国农业,创造出不乏其人的财富,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饭,经不首风吹浪打,农家难有隔年之粮,极度的薄弱与担心详,发达地区亦所难免。假若能够如实望待,上述惨剧的发生就决非十足不走理解。

姚氏亲历见闻往往泄露出一些吾们意料不敷的情景。例如由于郭沫若《甲申三百年祭》的问世,所引原料吐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“人吃人”的惨象,叙述颇骇人听闻。这栽淡化不了的恐怖,会使一切读过这段原料的人都感到波动。能够谁都不会想到,在号称“富庶之区”的江南,上海县的境内,也有同类的悲剧在同时他乡重演,南北对答,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。

但从姚氏35岁后康熙年间的通过来望,吾们也体验到了实际的另一栽厉肃: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走,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弱点,挑高老平民的生活境遇上,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尴尬,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隐微。有一事值得在此表明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大清功臣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。此人,无论是康熙帝或是当代史家,都极赞他为“好官”,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相大异,可补史料之阙。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,场面豪华糟蹋不消说,赏赐、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,县中费银五千两。海关官特殊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,摆酒在船内,演戏饮酒而往,礼金亦费五百两。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:“作用如此,做到两省总督,下僚送礼,一切全收,贪婪极矣。自称文正公之后,岂料文正公之子孙,有如是不肖哉!”

然而同地同时的叶梦珠,笔记体的《阅世编》名气很响,为明清江南钻研习用之书,如许残酷的情景却潜在得销声匿迹,干证了“无名文人”(修整者用语)未必实在会比著名文人更多一点说实话的勇气。

姚氏久居浦东,为号称“布被天下”的松江棉布主要的棉花产地,也种植水稻和杂粮。向不知柴米之贵的姚氏,迫于生计,在21岁那年与佃农“分栽”(对半分成)东乡之田,以前奏效到稻谷每亩3石,棉花80斤,又有其他插栽豆类、芝麻的收好,以为栽田是一项好事业,从此住下。第二年就尝到苦楚,大幼熟全荒,首觉尴尬。盘算姚氏七十年通过,大荒者约八年,中荒十多余年,而稻好花坏、花好稻坏者二十余年,真实顺风顺水的年份不多(清晰记载大有之年仅三次)。康熙元年(1662年)首,不息三年瘟疫通走,十室九病,宅上无健人。总共姚氏亲族与子息,前后物化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。台风、潮浸、水涝是该地农业奏效的大敌。康熙十五年(1676年),春夏多雨,及至八月大雨,水溢半月而退,栽棉花大荒,晚棉花仅二三十斤一亩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年)大旱,至七月又遇大风潮,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坏,花铃花盘摇完善堆,棉花奏效好者仅四五十斤,晚者不悦数斤,到处叫苦。限于篇幅,笔者不及尽数罗列70年间自然灾难细目(这是钻研灾难史的一份极好原首原料),读者能够找来细读。

最可恶者,在姚氏笔下答数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到任的陈善,为官最为不善,而且正由于有前线说到的那位范承勋总督撑腰,坏事做绝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陈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,特殊之酷,值农忙之际,差人如狼似虎,每区数批,虚耗民间什物银钱多数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四月首无雨,市河俱干,次月又遇大风潮,淹物化万人,占有房屋多数,惨极惨极。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,且催粮火急,一日追逼400人。七月,终于暴发受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。然而此人因有省里的背景,自然动他不得。所以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、松江,上云:“封封拆欠,斛斛淋尖,官官相护,说也枉然。”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,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,多人将时辰亭、仪门、头门、县场、照壁俱打毁,末了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幼吾私家花园,烧至第二日下昼,火犹未熄。花园修建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水平相等惊人,在上海贪赃的周围也所以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过后陈知县消耗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详,总督差人调查,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。至于陈知县黑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,已经成了一个长久的隐秘。姚氏对陈知县的判定简洁明快:“真白日之匪贼,平民之怨敌也。”陈知县异国倒台,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,犹如有意效法获麟绝笔,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?!

姚氏十足从平民生活感受起程,政治上的利害不都雅察比较实际,较少认识形式私见,也是一大特点。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,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,黎庶清贫,蠲免若干年钱粮,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,不许仕宦追随跟包扰民,颇为感动。他把从衙门友人那里听来的,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,铺陈得有滋有味,比官方记载多增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,并称尧舜之君,亦不过如是。康熙朝有清官,在历史上是著名的。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、汤斌两位总督、巡抚,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,平民哀悼或挽留的场面,均笔带情感,不惜篇幅。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,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南巡时获知一错假案件,即差中央司法、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,案情终得告白。姚氏记曰:“此一事连累抚院、按察使、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、霍县公、兵道、按察司等,俱大费周折,望来做官也不是容易”,吐露出对劣质官员遭责罚的起劲情状。这些情节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肃吏治,实在专一用力,民间企盼政治清明之心,也实在而急切。

《飘泊航程: 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》,王家范 著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

历史是已经以前的生活。在中国,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这么长的历史,下层民多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挤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表,不少私见或误解。然而史家若不及周详照顾社会各界、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,无视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,不及直接触摸与理解民多的生活感受,历史表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,甚至也有不少虚幻的成分。可喜的是,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示象优厚,史学的不都雅察视野更加坦荡,重点从帝王将相、表层精英迁移到平民平民、芸芸多生,越来越多的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多平时生活的史料,包括日记、书信以及各栽口述史料,以便体谅地理解社会实在状态。《历年记》的展示,只是一个例证。吾们有理由自夸,这一转折会使迂腐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。

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(1641年),三月至九月无雨,江南大旱,草木皆枯物化。其地一向无蝗,该年飞则蔽天,止则盈野,所到之处无物不仅。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,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,将榆树皮做饼食,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,周围乡民所在皆然。饥饿者沿路乞讨,走不多步即扑地而物化。民物化道路,填沟壑者无算。他子夜归家,从馆驿桥(上海县衙门前)通过,物化尸横卧于道,或脚踢着,或身上走过,知已肢体僵硬。更有甚者,桥头巷口,遗孩满路,往往有被人抱走者。后来发现在火神庙,有人将幼儿煮烂用瓦钵凝结盛之,肉内有指头残存。荷花池附近,有人在灶上烧煮幼儿肉。西关表一老妪,常抱幼儿回往,亦杀而净洗焉。南门表夫妇两人亦常抱往,邻人疑之,闻其家有香味,怪而问之,则遭诅咒,强而视之,烹幼儿在锅也。姚廷遴哀伤地写道:“其惨又如此”。“人吃人”的三男二妇,都经当地民多扭送至县府,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多活活杖物化。姚氏继而记道: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,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,活活烧物化,抢劫者立时枷物化,幸而不致大乱。

天高皇帝远,靠一人之英明,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。康熙时期下层有栽栽黑黑,英主耳现在失灵,鞭长莫及,也相符旧体制清淡情势之常。只是今天的史家,包括爱编皇帝戏的作家,遇到这类事情,答该多一份心理,尽量搜索得周详些,不致将历史上的“好皇帝”描写得神通普及、无所不及,甘冒侮弄历史实在的道德风险。